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在走进合宪性审查时代。
[37]参见何海波：《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第59-72页。[3]参见杨建顺：《行政法典化的容许性——基于行政法学体系的视角》，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58页。
[21]在行政法总则的立法技术上，民法典总则的编纂技术应当成为行政法总则制定的重要参考，毕竟立法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无论是在公法还是私法中，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均体现为设定权利义务。形式标准强调学理共识应当经过辩论获得不同主体的认同进而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担保，实质标准强调学理共识应当符合行政法规范属性，能够反复作用于行政实践。无疑，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法与技术深入融合，行政方式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而得以不断创新，而组织协同、程序再造、自动化行政、算法、公共数据利用等亦给行政法治带来了挑战。[51]参见李培传：《论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关于内部与外部法律体系立法技术的区别，拉伦茨曾指出，外部体系本质上是抽象概念式的体系，是依形式逻辑建构的抽象、一般概念式的体系，而类型、原则等内部体系无法依据概念抽象而得出，其本质是演绎式的体系，是法理念在该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并借助立法及司法而不断具体化。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可以通过体系补全立法技术将其纳入行政法总则。例如：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随着此后立宪主义学说的引入，宪法的特殊地位在学理上进一步巩固、甚至是不容置疑，与此有所呼应的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口号也有了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的升华。其实，这是一个有相当包容度的纲领，只要满足现代化建设或经济建设这样一个中心工作，至于手段、方法、政策等等，无一不可探讨、改进。1954年9月，新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这部法律实际上是改进版的《共同纲领》+《组织法》。在当时，完备性确实是对于将要制定的正式宪法的普遍期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要看到，1982年《宪法》一方面在序言和正文第五条第二款突出了宪法，另一方面又在第5条第3、4款、第67条第（七）（八）项将宪法、法律紧密并列，这并不是立宪技术上的无心之失。
其突出表现就是，宪法之最高位阶的实质理由根本法被理解为不止是根本、更是全面，从而催生出部门法作为宪法实施法等夸大现行《宪法》之规范完备性的主张。1982年完成的宪法全面修改，从法制层面为改革提供了正当性支撑。到1982年修宪时，宪法的纲领属性的弱化与法律属性的强化，好比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让形式宪法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以根本法和最高法律的名义。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物换星移，今天我们更多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但回到改革早期的背景之中，我们不宜过分夸大《宪法》的运筹帷幄之作用，也因此，我们更应该正确理解人大立法——尤其是八二修宪前后的新法律——与《宪法》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类现象，多年来已有不同理论予以评价、阐释。当我们借用比较宪法上的实例、概念或理论来解说与评价我国的宪法现象时，需要警惕这种桎梏。新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非单一宪法文本时期。
眼下，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具体的程序、机制来落实宪法监督，如依托备案审查程序的合宪性审查。新宪法也反映了一种新的纲领，就是彭真同志所说的确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
宪法不一定有宪法之名，而被冠以宪法之名的制定法，也很可能不是该国全部根本制度的完备表达。叶剑英在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1980年）就讲明，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可见，单一文本形式、且名实相符的宪法，当然可以作为宪法的某种理想型，但这并不妨碍法律体系的另一种实际形态——那些被认为属于一国之宪法的内容，可以散见于多个文件之中。从强法律性的视角，对此如何看待？如果1982年《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连同正文第5条第2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含义是，《宪法》一概不承认与之冲突的人大立法的效力，并且所有人都负有维护《宪法》、也就是不实施违宪之法律的职责，那么八二宪法的宗旨改革会被严重阻滞，除非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宪法变动机制能够实现高度常态化的运行。然而，归根结底，只有存在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宪法才会真正成为立法的依据并因此成为真正的根本法，但八二宪法基本排除了这种审查关系，并确认了宪法+法律的双优先地位，即各自都拥有优越于行政立法、地方立法的地位，并且有撤销权作为保证。就法制而言，一个必然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既往的经验教训之上重新认识宪法。本文认为，最高的法律效力一语相当于一种举轻以明重的修辞，即，在加强法制的总体原则之下，宪法无疑是最有指标意义的，倘若连宪法都不被遵守，遑论其他法律法规？所以，全党、全社会都应该从遵守宪法开始做起，重新学会守法。从上下文来看，李达在此并非特指苏联1936年宪法或其他哪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而是就宪法世界的一般原理作概述。
1982年修宪以来，《宪法》的纲领性渐弱、法律性渐强，进一步抬升了单一宪法文本的特殊性，并结合立宪主义学说的本土化，在我国更加排斥实质宪法的概念。由此，根本法概念原本包含的基本制度、原则宣示、重要政策声明等偏向实质层面的含义，开始变得相对弱化或引退了。
回望当初，由于1957年之后宪法实施乃至国家法制全局所经历的各种困境、动荡，《宪法》的规范完备性并无机会得到充分检验，或许这就像冰封一样，保存了来自制宪年份的对于宪法的理想印象，并传递至法制建设重启的时代。这个法制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家法律体系的整体。
根据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宪法一定要与特定的阶级属性相匹配，是唯物史观所预定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第二，本法可能自带矛盾。
既然宪法是用于宣告总路线的文件，所以宪法也不可能还有其他载体，而必须呈现为一个集中和完备的文件。在比较宪法的视野下，可以很确定地说：（1）这些基本法们就是以色列的分散式宪法——这个国家当然是有宪法的。独立建国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以色列的根本制度的主要方面是以一系列基本法为载体被规定下来的。本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规范完备性这个概念。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不论如何，附着于八二宪法的形式主义宪法观已成型，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 第一，《宪法》拥有最高位阶，不仅宪法普遍原理要求如此，现行《宪法》序言与正文第五条也有明确宣示。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这部宪法的弱纲领性意味着，其无意对改革探索予以阻拦。
邓小平在1984年向来访的日本团体介绍当时国内各项工作要点时，也说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毫无疑问，这是支撑着八二宪法最高法律位阶的规范原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看到，根本法律的概念之中同时包含了规范实质的基本性与效力位阶的至上性这两重含义，清晰无疑。虽然李达先生从法学普遍原理的层面提炼了宪法的三个特征，但是肩负着宣告总路线这一任务的新《宪法》注定超出了法律分析的驾驭能力。1950年代的《宪法讲话》中所谓普通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无效，至少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前半程不能成立——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也不是八二修宪的原意。
本文认为，应该坚持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认识宪法，既不可过于对立，也不能陷于混同。弱纲领性与强法律性是彼此无矛盾的两个属性吗？如上所述，弱纲领性决定了单一法律文本的非完备性，也笼统承认了未来法制突破的合宪性，或者说实质上的合理性，于是必然出现推行改革政策的新法律与《宪法》条文不一致、但仍然有效执行的情形。
概言之，五四宪法的颁布与实施是塑造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关键一步：第一，没有迈向社会主义阶段的新纲领，就不会有新《宪法》，正式公布新的国家路线就是启动制宪的主要原因，这是确定无疑的。（2）其中任何一部基本法都没有被期待去充当唯一的、或完备的宪法，但这也不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
如果不指明这个目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不可理解。众所周知，八二修宪在反复考量之后还是决定依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最高权力机关的身份来监督宪法实施，这使得后者扮演了多重角色：既是立法者、也是宪法实施的监督者、更是国家法制建设大局的推动者和保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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